快递礼品单-电影《我的姐姐》清明高票房 触痛点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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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4月5日电 (记者 高凯)上映6小时就超越好莱坞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成为日票房冠军,其后连日破亿元(人民币),电影《我的姐姐》在提前锁定清明假期票房冠军的同时,打破包括中国影史清明档剧情片票房纪录在内的7项影史纪录。

  《我的姐姐》不期然成为这个清明假期此间院线最大的票房惊喜,而与此同时,这部题材新颖的小成本亲情片也引发了影院之外的热议。

  《我的姐姐》由香港金像奖最佳编剧游晓颖操刀剧本,新生代女导演殷若昕执导,“00后”演员张子枫主演。

  影片开场姐姐就面临残忍设定,父母车祸双亡,相差20岁的年幼弟弟需要抚养。表象之下,姐姐从小因为家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受尽委屈,不仅为帮父母得到二胎资格在童年装残疾人,还要因为自己身为女孩子就该早点毕业结婚养家而被父母篡改了高考志愿。对于这个突然要自己抚养的弟弟,相对于亲情母性,姐姐所持的更多是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痛和怨。

  相对于戏剧性的跌宕剧情,《我的姐姐》在观众面前更多的是着墨于人物情感复杂的源头,在现实面前的碰撞。

  影片的叙事、演员的表演都实属上乘,而其之所以引发关注与热议,更在于其准确地击中了社会的一大痛点——两性的平等,女性的自我究竟为何?

  在巨大变故下,因糟粕思想已是饱受原生家庭伤害的姐姐,究竟该不该承担起抚养年幼弟弟的责任?自己的理想与未来、曾经的伤害、世俗的眼光、亲戚的施压,这一切都让姐姐的这一选择艰难而充满痛苦。

  社会学家李银河评价《我的姐姐》是一部“揭示社会伦理及其变迁的深刻之作”,她在微博发布文章称,“影片围绕着女主人公姐姐究竟是去追求个人事业发展还是抚养幼弟的艰难抉择逐步展开,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

  她指出,“目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影片通过一系列戏剧性冲突为我们揭示了这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深刻变化。”

  而在票房胜利和引发众多观众共鸣的同时,《我的姐姐》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一些质疑之声。

  影片的最后,尽管为弟弟找到了领养家庭,但创作者并没有让姐姐简单地毅然选择离去,而是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结尾。

  网络上有评论认为,姐姐最终没有为成全自己作出选择,这是对旧有观念的妥协,而如此一来,之前的探讨就失去了实质意义。

  对此,游晓颖此前曾表示,设置开放式的结局是因为“更想让大家看到姐姐经历的一切,至于结局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

  事实上,《我的姐姐》能够打动人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正在于对于人的复杂情感的准确描摹,失去父母的姐弟在其后的相处中那种双向的靠近,原本受伤害有怨气的姐姐在纠结中对于亲情的丝丝体会,一切繁复微妙都被创作者细腻准确地呈现给观众。这使得姐姐的摇摆进一步牵动人心、获得观众共鸣。

  也正因为如此,影片的开放式结尾被李银河形容为“绝妙一笔”。现实生活中没有所谓“完美选择”,人生之路亦无法进行置身事外的“确认”,《我的姐姐》讲述的正是变迁中的世情与繁复的人心。(完)

快递礼品单-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读潘岳同志文章《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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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潘维

  一、类似的事件塑造不同的历史路径

  近日读到潘岳同志的奇文,比较五胡入华的三百年和日耳曼各部入主西罗马的三百年。文章说明,这两个类似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中西后来不同的历史路径和不同的政治结果:一个是族群的分散封建,迄今再未有罗马大一统;另一个是胡汉融为一家、一扫汉末至三国两晋到南朝的颓废,恢复了郡县大一统的勃勃生机。

  这文章带着股“仙气”。其一,那段三百年极为血腥的中国史在他笔下变成了一部激动人心的浪漫史,“乱华”变成了胡汉文化大交融的“入华”。其二,华欧那各自三百年的历史纵横交错、非常混乱,但被他以诗词式的凝练文笔婉婉道来,居然变成了线索清晰的简史,只用了两万七千字。其三,他用一个个精心挑选的动人故事串联那些惊心动魄的混战,更串联对中西史家重要学术观点的评议,建构了一个能与西方史观比肩的、非常中国的“民族”史观。

  在潘岳看来,就形成政治共同体而言,基督教的“普世教会”不起作用,不敌日耳曼族属分散的文化基因。强调分散族属的日耳曼制度基因塑造了欧洲乃至西方漫长的历史路径,从此再无罗马大一统。

  然而,潘岳想说的显然不止于“罗马抛弃罗马”、“中华选择中华”的历史“路径依赖”。潘岳的文章旨在弘扬一种史观:中华政权的“正当性”来自族群大融合,来自继承秦汉以降的大一统制度。与此对照,西方到文艺复兴时才想到要“复兴”罗马式政治共同体,而且至今还以“分的自由”为“合法”,不承认政治共同体本身有“合法性”。

  二、大型政治共同体

  有个疑问长期萦绕在我脑海里:中华为什么在三千年前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共同体,而在中华以外直到三百多年前才刚开始形成这种政治共同体?

  潘岳此文探讨两地异族入侵形成的不同历史路径,并非为回答上述问题而作,但也不无关联。他的答案似乎是:特殊的历史文化塑造了特殊制度;日耳曼的文化基因与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有明显张力。

  武王伐纣成功两年后就去世了。其幼子周成王在周公旦的辅佐下创立了中华封建大一统。成王于公元前1021年去世,迄今3042年。说中华大一统有三千年历史并非传说,而是信史。2240年前,秦皇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华郡县大一统,更是举世皆知的事。

  “政治共同体”指的是“国土、国民、国民政权”的有机共同体,或用基督教的概念是“三位一体”。因为有垄断暴力和税收的统一政府管理国土上的国民,所以称为“政治”共同体。大一统是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大”指的是广土众民;“一统”指的是有统一管理国土与国民的政府。

  “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中文把西文的“nation”既译为“国家”又译为“民族”,更有画蛇添足的“民族国家”,再加上“少数民族”而非“少数族裔”,导致了概念混乱和中文学术圈的长年乱战。西文“国家”内部的“文化共同体”指的是“ethnicity”或“ethnic group”,不与政治共同体“nation”并列。我们讲“多元一体”还是混乱。“元”指的是“文化共同体”,但“一体”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所有“国家”内,即所有政治共同体内,都存在多元文化。小到新加坡、大到美国,世界上从未有过单一文化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哪怕日本和韩国也包含多个文化共同体。

  什么是中国?从苦寒北地到酷热南疆,从海岸平原到地球屋脊,五湖四海的居民在统一政权下生产、生活和交流、交融,以至九州共贯、六和同风,形成“家国一体”的世界最大政治共同体,就是中国,即西人说的“Chinese Nation”。而今,中华政治共同体拥有14亿人口,占地近千万平方公里。

  南亚面积不及中国之半(430万平方公里),拥有近19亿人口。约与秦始皇同时的“阿育王”时期或许有过南亚大一统,但仅延续了几十年就消失无踪,直到英国殖民统治才催生了政治共同体意识,并在20世纪中期分别建构了几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13.5亿人口的印度是当代世界的大型政治共同体,但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国土。

  罗马帝国延续400年以上,与汉朝几乎同期同寿,极盛时辖500万平方公里国土。但罗马帝国与其说是牢固的政治共同体,不如说是军事强权支撑的自治行省邦联。一度辉煌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只有名义上的持久,里子是混乱的封建和族群相互蹂躏的脆弱。

  俄罗斯政治共同体意识由蒙古金帐汗国的240年统治缔造。莫斯科公国在15世纪末(1480年)靠击败蒙古统治而立,又用了240年从内陆小国变成了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的三洋大国。但俄国有广土却无众民。而今的俄罗斯占地1700万平方公里有余,却只有1.4亿多人口。日本在17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实现了一统,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国土面积不到40万平方公里,而今人口不及1.3亿。

  西方人自己认为,欧洲的政治共同体“nation”(基本含义是“国民”,并非国民/国土/政权的三位一体,西文迄今尚无这三者的统称),最早只能上溯到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此前只有王公“领地”(kingdom),彼此经常把领地当嫁妆相互赠送,一并赠送的是附庸于领地的民众。

  作为德意志政治共同体前身的“神圣罗马帝国”延续了约九百年,却不是政治共同体,而是数百块王公领地的含糊统称。而今欧洲最大的政治共同体是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二十余年后才建立的。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先进欧洲的工人阶级居然紧密团结在各自的政治共同体里,彼此大打出手。马克思去世仅三十来年,欧洲各国围绕这新生国家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打得血肉横飞。自德国建立,“德国问题”成为世界问题,延续了百年。

  欧洲与中国面积大致相同,有7亿多人口,但“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欧罗巴斯坦”,还是梦想。

  而今西方最大的政治共同体是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一样是三洋大国,但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同。美国有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3.3亿人口,不及中国四分之一。这个西方最大政治共同体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大内战后(1864年)才稳定下来。

  自西周以来,“大一统”本身就是中华政权“正当性”的来源。康熙年间选两千余年来传颂的佳文两百余篇,编成《古文观止》。其中包括先秦政论文《春王正月》。那是最早叙述政权正当性源于“大一统”的出色文章,千古传颂至今。

  在西方,政治共同体本身至今不是政权“合法性”来源。神圣的是“个人”自由权利,即“人权”。那里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础构建了结社自由的社会权利,并以结党自由为基础构建了争夺政权的政治权利。政权(state)不过是统治集团的工具,或“必要之恶”。

  潘岳文章写的是中华和欧洲非常血腥的那段历史,但究其实质却是首“大一统”赞美诗。

  三、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生命

  大一统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大一统。何以中华政治共同体形成得那么早,而且韧性强大到延续三千年至今?潘岳的文章刺激笔者归纳出一种粗略答案,由下述四种原因构成。

  第一是社会平等。社会高下分层越含混、越不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容易形成和稳固。社会分层越清晰、越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难形成和稳固。

  五千年前,各雅利安游牧部落用了千年时间陆续离开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大部分在欧亚大陆边缘的农耕区定居。肤色较浅和有强烈神祇信仰的牧民征服了肤色较深和讲求实际的农民,形成了种姓制及奴隶制。奴隶制与征服战争的俘获有密切关联;而定居在非农耕区的雅利安人就基本没有奴隶可用,并无使用奴隶的习俗。南美洲印第安农耕社会从未以奴隶为耕作为主体;建造最早埃及金字塔的也不是奴隶。日耳曼征服罗马后,奴隶制变成了农奴制和等级制,在商业及其后的制造业时代变成了阶级制。但雅利安人在东亚农耕区遭遇到地理上的辽阔战略纵深和夏商时代人口众多的农耕部落及大型部落联盟。没有雅利安征服,也就没有种姓、奴隶、等级、阶级。中华有“四民分业”,但“百姓”平等,构成了“编户齐民”的基本条件,也是“大一统”的基本条件。既然“百姓”平等,编户齐民,就没有欧式的“阶级文化”。无论中华的建筑、还是文学、还是艺术,都无“贵族”专属之类。早年的“五胡”被这社会平等吸引,最后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也被这社会平等吸引。纳兰性德随父亲纳兰明珠入关,是皇族贵胄,早逝于青年时代,居然就能以“纳兰词”闻名传世。自耕自食和牧童短笛的自由当然强于等级森严的军旅文化。满清贵族入关不久就与京城百姓一起撅着屁股在胡同里斗蛐蛐了;熬鹰狩猎的技艺也变成京城满汉百姓一道提笼架鸟的习惯。平等的社会生活非常有魅力,是“华夏无外”甚至“天下无外”的原因,是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是官民相互依存。“民”不再分,甚至可以“编户齐民”,政治共同体里就只剩下了“官、民”两分。官民相互依存,则政治共同体稳固、兴旺,可以稳固支撑较大规模。官只“代表”某个部分的民,大型政治共同体就难以形成和稳固。小规模的“封建”排斥“大一统”,因为有压抑“自由”的强力才可能应对清晰划分和彼此矛盾的“民”。

  围绕“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何以兴衰”的重大疑问,政治学形成“元理论”。西方近代以来的答案是“契约”,民与民的“授权契约”衍生出民与官的“授权契约”。契约概念来自《圣经》记述,其重点之一是上帝在埃及的西奈山上与犹太部落领袖摩西订立“十诫”之约的记述。个人权利神圣,是从上帝给人“授权”概念来的。所谓政权的“合法性”即来自契约概念。中华没有“神圣契约”概念,所以用政权的“正当性”而非“合法性”。“契约论”充满了世俗农耕人难以理解的神秘:谁给谁、在何时何地,怎样“授权”,授了什么“权”?契约论显然不是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不是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逻辑。与近代西方创造的“契约论”形成鲜明对照,中华三千年亘古不变的因果答案是“民本”:政权因民之整体福祉需要而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不是就一时一事民调而来的“民意”,而是百姓对政权的普遍“信任”。民心就是政权的“正当性”,所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科举考试是选官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开宗明义、四书五经的第一本、第一页、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官就要入心入脑地修习中华的家庭伦理道德,以百姓为自家至亲,直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民营私,官奉公;民传子,官传贤。于是,中华大一统是个同心圆状的政治共同体,只要官以民为中心,民就以官为圆心。一旦官营私,“民本”变成“官本”,就“失民心者失天下”了。同心圆治乱兴衰循环往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取决于圆心的质量,取决于“官”的质量而非“民”的质量,就是中华史观。

  第三是纽带的天然性。政治共同体越依赖人造意识形态凝聚,就越脆弱;而越依赖天然的民之所需凝聚,就越稳固、耐久。

  人可以造意识形态,当然也会造与之矛盾的意识形态,导致宗教和主义派别林立。强调宗教和主义,统一是暂时和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倾向分裂甚至彼此刀兵相向。“天然纽带”指的是育小养老的人类繁衍。家庭是为了育小养老,政治共同体的天然本质是育小养老的互助。无论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在育小养老上组织互助,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然而,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共同体特别强调某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就普遍有脆弱和难以耐久的问题。与之对照,中华历朝历代都声称“本朝以孝治天下”。家庭伦理“孝悌”衍生出社会伦理“忠信”,社会伦理“忠信”又衍生出政治伦理“礼义廉耻”。中华农耕人向往遥远未来的“大同”,现实中却既患寡亦患不均,脚踏实地追求全体国民的“小康”。继承中华道统,中国共产党而今如此表达自己的史观: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显然在强调政治共同体组织育小养老互助的天然责任,而且继承和延续了中华的治乱兴衰史观。

  第四是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近代以来还出现了影响政治共同体大小强弱的第四大要素,即生产方式进步引发的财富形式变迁。

  人类大约在七千年前开始有了“产业”,完成了驯化野生的牛羊猪和培育野生植物为小麦大麦和小米大米,还有中南美洲的玉米和薯类。种植和养殖财富就是“第一产业”。但仅在三百年前崛起了“第二产业”,制造的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体。紧接着又在最近数十年崛起了“第三产业”,创造的无形财富变成财富的主体。财富主体是无形财富很可能长久不变,因为再无“第四产业”。这三百年的技术进步,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创造无形财富,给了我们一个近代的新史观——在治乱兴衰的循环史观里加入进步史观成分。因为生产方式落后,中华大一统被挤压成“挨打、挨饿、挨骂”的落后中国。

  而今,财富主要是大脑“创造”出来的。一般而言,大一统受制于“官”,鲜能出现遍地创新局面。官倾向给创新者和创新机构“戴帽子”,以示官的政绩。但少量帽子压抑“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规律,就没有“人才辈出”。热衷官定项目,热衷评选“帽子人才”和教育科研机构的“评级”,创新人才和机构就越来越少,就不会有“遍地英雄下夕烟”,不会有创新型的中华民族。封建不如大一统,但稳固的大一统,建成“创新型国家”,最优逻辑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四、关于史观的遐想

  潘岳的文章赞美汉胡大融合,表达了他对中式大一统与西式封建的鲜明史观立场。为澄清身在何处,我在此概括世上的五类史观。

  第一,历史是单一神的杰作。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除了中国的主体族裔,宗教命定论是世界上其他各人类群体的深厚文化背景。一神论还是“历史终结”论的源泉。

  第二,历史是循环的。“循环”的主体是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兴衰。西方自古希腊城邦开始有这种史观,因为城邦寿命很短。中国也自古就有大一统治乱兴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史观。

  第三,历史是进化的。七千年来只有第一产业,技术推动历史进步的观念是制造业时代的事,进步史观是近代才诞生的。

  第四,历史是群体内部种姓、等级、阶级、上中下利益集团彼此斗争和重组的结果。这种进步史观也是近代才有的,是随生产方式进步而来的,却是而今西方的主流史观。

  第五,历史是政治共同体从小到大凝聚的结果。从众多部落到城邦,从众多城邦到国家,从众多中小国到超级大国,或许还有从超级大国到未来的世界大同,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之间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和交流交融。这种史观非常中国,秦汉时代就诞生了。

  可以把上述五种史观合并简化为当今的两大类史观。

  第一,人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群体内部利益集团的斗争推动。如此史观催生了如下的“自由”价值观:从群体中独立解放的“个人自由”,到集团之间进行利益斗争的“社会自由”,到集团争夺控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这史观强调“分”的社会价值,强调社会集团的强弱胜负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第二,人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政治共同体的治乱兴衰竞争推动,比拼的是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和适合先进技术创新发展的环境。如此史观催生了“大家庭”价值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天下一家。这史观强调“合”的社会价值,强调能团结内部社会的政治共同体本身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正是在第二种史观基础上,笔者对潘岳的文章产生了强烈共鸣。

快递礼品单-影响了鲁迅,被朱自清激赏,但这个诗人你却不曾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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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的李金发:把象征主义带回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1.4.5总第99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6年4月,宜宾学院教师陈晓霞接到了她大学时期的老师、四川大学教授陈厚诚的一个请求:希望她能接手《李金发诗全编 》和李金发文集的后续编纂工作。

  陈晓霞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完了本科和硕士,长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李金发的诗歌相当熟悉,她也会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李金发的诗歌。通常,她会在启蒙阶段选择适宜情窦初开年轻人的《温柔》来讲解,还能随口吟诵出其中的句子:“我/一切之征服者/折毁了盾与矛。”

  但对于大众而言,李金发这个名字仍然是陌生的。这位原名李权兴的诗人、教育家、雕塑家和外交官,早在1976年就病逝于美国。从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微雨》登上诗坛成名开始,李金发和他的诗歌就不断面临误解、批评,争议不断。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移居美国,几乎不再有诗歌问世。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思潮中,李金发的诗歌再度被后人忆起并发掘出新的内涵。作为“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的第一个传人,他不但影响了同时期的“现代派”诗人,也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甚至连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都与李金发的诗歌有着紧密联系。

  2020年12月,经过陈厚诚、李伟江、陈晓霞等人的努力,这本70多万字、1000多页的《李金发诗全编》在李金发诞辰12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让这位遭遇误解和冷遇的诗人的著作重见天日。

  下死功夫的“诗怪”

  多数人面对李金发诗歌的第一反应都是“难懂”,哪怕是受过文学训练的人。陈晓霞回忆,在编纂《李金发诗全编》的过程中,她必须要面对书稿里大量的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词汇,甚至还有日语、 拉丁语和斯拉夫语。另外,李金发诗歌中还有大量的古文和生僻字,这些如同谜题的文字让她花费了大量的工夫去查询、请教相关学者,有时还要拿着放大镜去确认一些来自民国书籍中的文字,还要学会熟练识别繁体字。

  一切要追溯到诗人的童年。李金发1900年生于广东梅州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和兄长在毛里求斯经商,家教严格,因为家中需要一个读书人,他念完了高中,去香港学习过一段时间。在李金发杂糅的阅读经验里,有幼年旧式私塾里学会的典故,有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有一定的英文基础。1919年,李金发到上海继续求学时,加入第六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队伍,同批前往的名人很多,其中有后来成为共产党知名人士的李立三、徐特立和王若飞,比他晚几个月到达法国的还有他的同乡、巴黎美术学院同学、画家林风眠。

  因为喜欢石像,李金发选择雕塑作为自己的专业。“金发”这个流传最广的笔名,也是源于一位异国金发女郎带他神游的梦境。学业之外,文学和西洋音乐逐渐吸引了李金发。他大量阅读了“颓废派”“象征主义”诗人的诗歌和浪漫派的作品。象征主义19世纪末流行于法国巴黎,以波德莱尔、魏尔仑、蓝波等人为代表,对丑恶事物的穷尽描写、朦胧的暗示和音乐性是这些诗歌突出的特征。李金发曾自述“受鲍特莱(即波德莱尔)与魏尔仑的影响而作诗”,而这个阅读趣味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到美国后,他也会捧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阅读。

  李金发自认为唯一性格优势是“极肯下死功夫”,对待雕塑、诗歌创作都是如此。1923年,在德国柏林游学的李金发将过去创作的诗歌编成两部原创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并将诗稿寄给国内的周作人,得到周作人的称赞。1924年年底他又编写出诗集《为幸福而歌》。1925年2月,李金发的《弃妇》发表于《语丝》杂志,当年11月,诗集《微雨》由周作人编辑出版,诗集广告称:“其体裁、风格、情调,都与现时流行的诗不同,是诗界中别开生面之作。”而《微雨》诗集中,开门见山的第一首诗就是著名的《弃妇》:“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文白夹杂的风格给当时流行白话诗的文坛一次冲击。

  在白话文、白话诗被大力提倡的20世纪20年代,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的李金发并未受到国内“文学革命”的气氛感召,因此他虽然带来了新的思潮,作品独特,却无法彻底融入时代的洪流中。自李金发登上文坛之日,文学界批判他诗歌“难懂”的声音一直很响亮,比如,以《尝试集》亲力亲为创作白话诗的胡适称李金发诗歌为“笨谜”,其实就是一种批评。梁实秋指责他“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左翼诗人蒲风批评他的诗“每篇都少不了几个‘之’字”。

  不再写诗的后半生

  依然有人愿意去开发李金发诗歌中的价值。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言》指出,李金发第一个把象征主义的文学手法带到中国:“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他还指出李金发的诗歌富于想象力,只是可能由于着急创造新语言,造成了阅读障碍。

  1925年归国之后,李金发以雕塑、编译和教育为业,应蔡元培之邀担任过中华民国大学院秘书处秘书,在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到各地制作名人铜像,还曾受邀到过宋庆龄家中。尽管与不少名人有交往,李金发依然保持了不合群的性格,加入“文学研究会”后和里面的人多半也不相识。但李金发有着真挚的爱国情感,抗战爆发后曾公开发文指责提拔过他的周作人“文人无行”,还曾写下大量“为抗战而歌”的、风格积极的诗歌在媒体发表。

  1941年起,谋生艰难的李金发不再发表诗歌,为了追求外派的优厚待遇,他入职当时的“外交部欧洲司”,并于1945年被派到伊朗上任,后任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两年后转为驻伊拉克大使馆代办。1951年,工作上不如意的李金发决定全家移居美国。到了美国,他先经营农场养鸡,后做服装生意,都不成功,最后还是回归本业到雕刻公司上班。其实他26岁出版《为幸福而歌》后,李金发作为象征主义诗人的生涯基本就结束了。在晚年回忆中他提到,他觉得象征派的时代已经过去,“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觉得有自欺欺人之嫌”,生活压力也消磨掉了他的灵感。晚年,他在香港、马来西亚的杂志上发表的散文也多是一些回忆文章,年岁再大一些后,他连散文也懒得写了。

  新中国成立后,曾为国民政府服务的李金发的诗歌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只在一些文学课本中由于向西方学习的风格而被斥为“逆流”。他的作品在港台地区也只是私下流行,唯一一次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现代派”诗人引发的论战中偶然间扮演了“靶子”:1959年,在大陆时曾评论过李金发诗歌的苏雪林突然批判李金发诗歌是“象征诗的幽灵”,在台湾传了无数徒子徒孙。对于这一切,身在海外的李金发没有回应,只是在1973年,在写给台湾诗人痖弦的《答痖弦先生二十问中》提到,别人说他的诗看不懂,他是满不在乎的,只认为他们浅薄。

  “80年代”后重新被挖掘

  改革开放后,自“五四”以来一直被打压的“现代派”再度浮出水面,包括“朦胧诗”在内的新诗派不断涌现,学术研究空间的拓展给李金发诗歌的重见天日提供了机会,一些知名学者努力将李金发“发掘”了出来。

  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在研究鲁迅的《野草》时,感到《野草》中的文章可能对于象征主义有所运用,而研究中国的象征主义必须重视的诗人就是李金发。孙玉石从1981年9月开始为学生开设“李金发与初期象征派诗研究”课程,希望更多的人理解诗歌中的内涵。1990年,他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一书中使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鉴赏了《弃妇》,认为李金发的作品弥补了新诗诞生之初“意象的新颖与繁复之缺乏”的缺陷。此外,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1993年出版的《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一书中提出,李金发“更为突出的贡献,却是公开、勇敢地把西方情调和异域的艺术方式引进到刚刚自立的中国新诗中来”。

  到这个阶段人们才发现,李金发的诗歌在大陆30多年来没有任何出版。而成都作为在1986年首先举办“中国诗歌节”的城市,自然成了诗歌出版传播的重镇。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周轶介绍,1987年,刚刚成立两年多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穷尽了他们能收集到的所有资料,出版了《李金发诗集》,这本诗集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出版李金发诗歌作品中“最厚、最全的一本”,有800多页,如今的《李金发诗全编》内容也是部分建立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

  四川大学教授陈厚诚在1985年前后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话题时,开始接触李金发的诗歌,他也感到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历史中是一个绕不开的诗人。从那时起,陈厚诚开始积累李金发的资料,并与其他学者和李金发在美国和故乡的亲属都取得了联系。1995年,陈厚诚撰写的李金发传记《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出版,这本传记至今仍是研究李金发生平和作品的最详尽的资料之一。

  20世纪90年代,陈厚诚与中山大学教授、研究粤籍作家的李伟江产生了合作编纂《李金发诗全编》和文集的想法。2000年10月,广东梅州举办了“林风眠、李金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会上,李金发被确认是引进法国象征派诗歌的第一人,而由于象征派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的第一个流派,所以李金发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会议召开后的第二个月,李伟江教授因病去世,对李金发的研究工作转移到了他的女儿李桃手中。

  那段时期,不断有出版社表示出对《李金发诗全编》的兴趣,但由于需要自筹经费,李桃、陈厚诚均出国定居等原因,这套书的出版工作仍未进行下去。一直等到2016年,陈厚诚决定将他和李伟江共同收集的《李金发诗全编》的所有资料,和未来诗集、文集的编纂事项交给在四川生活的学生陈晓霞执行。201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决定在1987版《李金发诗集》和现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出版《李金发诗全编》,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周轶联系到了身在美国的陈厚诚,得知他拥有李金发作品的出版全权授权书,终于定下了此事。

  因为老师的托付,2016年至今,陈晓霞一直在书房中与这堆与李金发相关的资料朝夕相伴。她记得,刚把这些资料带回宜宾时,几个行李箱都装满了,还弄坏了一个拉杆箱。

  如今52岁的陈晓霞依然和年轻时一样喜爱诗歌,自己也会写诗。尽管她课堂上所讲的李金发诗歌对于十八九岁学生们而言仍有些晦涩,但她想,哪怕学生们只能读懂其中的一个片段,也比什么感受都没有要好些。她用自己喜欢的李金发的《有感》解释象征主义诗歌所表达的复杂而微妙的生命感受:“‘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我们也许都有过这种经历,但你可能不会有这种对生命的感觉:生与死唇齿相依,好像红叶里面还有生命,像人的血管。 这样的诗句我是非常喜欢的。”

  (实习生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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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礼品单-郑爽诉张恒民间借贷纠纷案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联系电话:18457923343,QQ:274982735,

  上海3月31日电(记者 李姝徵)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31日对郑爽诉张恒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11月,郑爽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恒归还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利息。一审判决支持郑爽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张恒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驳回郑爽的全部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郑爽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人民币2000万元的交付目的为出借,张恒在一、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均无法对其抗辩主张作出证明或足以推翻郑爽提供的证据,故郑爽与张恒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恒若认为双方存有同居关系、在同居期间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涉及经济往来或同居期间存在有财产需要分割,可另案提起诉讼。

  关于张恒上诉主张其通过为郑爽创造财富的方式已清偿人民币2000万元,上海二中院认为张恒是否为郑爽创造了财富、郑爽是否应向张恒支付相应的报酬或分红等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在郑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能直接与本案借款进行抵扣。故张恒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张恒上诉主张借款期限为十年,上海二中院认为在双方均确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聊天记录中并无借款期限为十年的约定,且张恒在本案中抗辩人民币2000万元并非借款,则其不可能与郑爽达成借款期限为十年的约定。故张恒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此外,张恒还主张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上海二中院经审查认为所提异议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完)

快递礼品单-安意如《故宫如梦》用心用情走近深宫那些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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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4月2日电 (记者 应妮)自诩为“故宫野导游”的作家安意如,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推出新作《故宫如梦》。该书以史料为基础,以明清历史人物为明线,以游览故宫顺序为暗线,于时空交错间对明清两朝帝后妃嫔等人物的命运进行梳理,尤其对深陷幽深宫殿的真挚感情着墨较多;同时,对紫禁城建筑、皇宫礼仪制度等加以解读。

  安意如以细腻深入的古典诗词赏析独树一帜,因《人生若只如初见》一书声名鹊起。她的文笔细腻优美,令人掩卷深思。

  “当我读到一些关于宫廷的诗词的时候,我会不可抑制地想到故宫,想到宫里的这些人和事。”安意如在发布会上说,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宏大的宫殿,比如说阿房宫、大明宫,它们每一座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极致的辉煌、财富的辉煌、人才的辉煌,但流传至今的只有紫禁城,所以故宫的正名应该叫紫禁城。至于为什么叫故宫?首先它变成了故宫博物院,它从一个皇家的住所、一个所有,变成了百姓都可以去的一个文化场地。其次,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座没有皇帝的宫殿,变成了一座以前的宫殿,所以叫故宫。

  她坦言,自己深爱的是故宫里的这些人和事,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看似享有了锦衣玉食,享有了这个世界上最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内心曾经有过怎样的曲折和变化,这些都是我想通过历史资料去探究的。所以在我写的《故宫如梦》这本书里,以情感入手去解析历史人物,他们的经历是我的一个重中之重,“无论站在故宫哪一处,总想到的首先是人。我可以想象出他们的样子,再用心一点,我还能揣测出他们心灵生活的动静和痕迹。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大都是不快乐的,宫廷禁锢了他们的一生,重重宫门断绝了关于远方的念想”。

  本书中与安意如文字对应的是“故宫摄影第一人”李少白的精彩摄影作品。李少白是著名摄影家,《中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家。因《看不见的故宫》中英文双语画册轰动国内外,多年专攻故宫摄影。(完)